东北抗日联军 （82）伯力会议召开 抗联缩编 赵尚志调任第二路军副总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3日，英、法对德宣战（宣而不战），欧洲战争爆发。日本阿部内阁发表声明，宣布帝国不介入大战，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日伪当局继续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行其'东南部治安肃正'计划，1940年关东军增兵至11个师团。仅1至5月，日军对抗联的'讨伐'作战即达362次。到1942年，累计'讨伐'兵力超过20万人，战费3000万日元。1940年冬，日伪军警在黑龙江省'三肇'（肇州、肇东、肇源）地区进行大检举、大逮捕，被捕、被杀害的抗联第12支队一部和人民群众数以千计。

1941年1月，伪满治安部发出《关于1941年度治安肃正的指示》，提出'避免使用大兵力的大风一过式的讨伐，而由各军管区选拔少部分部队进行固定的接连讨伐、分别捕捉击灭匪团'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其决定从各军管区分别抽调部分兵力组成'特设讨伐队'，由伪治安部大臣直接统辖。在新编成的'特设讨伐队'中，从第2军管区（吉林）抽调4个连，400人；从第3军管区（齐齐哈尔）抽调4个连，400人；从第四军管区（哈尔滨）抽调2个连，200人；从第5军管区（承德）抽调3个连，300人；从第6军管区（牡丹江）抽调4个连，400人；从第7军管区（佳木斯）抽调5个连，500人；从第8军管区（北安）抽调2个连，200人。总共抽调24连，2400人，专事对抗联第二、第三路军部队进行'讨伐'。此外，日本推行'武装移民'政策到1940年达到了高潮。这些'移民'绝大多数移住在黑龙江省的三十多个县境内，不仅成为日伪军'讨伐队'的帮凶，而且疯狂掠夺当地农民土地。仅密山一县，'开拓团'（即武装移民）就霸占了60万响耕地，全县80％的耕地被占，60％的农民沦为'开拓团'的佃户。这样带来的恶果是农民失去了土地，抗联失去了农民的支援，过着'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果是食粮'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露营生活。

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敌人连续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迫害，使东北抗联各军受到很大损失，遭到了严重挫折。由于抗联长期得不到休整、补充，部队减员日益增多，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游击区由原来的近七十个县缩小到不足十县，许多部队被迫转移到原始森林和边境地区活动。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三万余人锐减到不足两千人。1940年春以后，东北抗日武装斗争面临着更险恶的严峻形势。但是，东北抗联第一、二、三路军的坚强战士，在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始终没有屈服。他们仍然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英勇杀敌，浴血奋战。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保存部队的实力，以求长期坚持斗争，并争取最后胜利，抗联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后方进行休整。

在当时，这个'后方'就是苏联与中国东北接壤的边境地区。一个时期内，已有抗联的一些小部队，曾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被迫越过国境线，得到了苏联边防军的支援，经过休整重返东北继续斗争。这除了苏联政府的国际主义精神外，还主要是东北抗联的斗争，保卫了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侵驻中国东北的近五十万日本关东军，虽然有'北进'的试探，有对苏战备的企图，但是终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援助总是双方面的，而且是中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从总体上看，出于维持对日和平关系局面的考虑，苏联在1940年以前对待东北抗联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给予东北抗联各部越境部队的援助是极其少量的，有时甚至将越境抗联部队的武器收缴，人员遣散，以避免引起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赵尚志率队越境后，所部武器被收缴，人员被遣散，赵尚志本人也被苏方关押长达一年半之久，便是明证。

1938年及1939年，日军在苏蒙边界地带连续制造'哈桑湖事件'和'诺门坎事件'。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了波兰，西方战线战事吃紧。特别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方面为避免两面作战，从远东边境安全和未来对日作战需要出发，需要同战斗在中国抗日前线的东北抗联协同配合，以确实稳定其东方战线。其中，苏联远东军迫切需要获得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情报，尤其是中苏、中蒙边境各筑垒地域的情报。对此，苏方曾要求东北抗联予以支援。当诺门坎战斗进行期间，苏联远东军把关押一年半的赵尚志、戴洪宾等抗联领导人放出并派回东北，其目的显然是希望他们在东北加强抗日游击活动，以牵制日军。

而对于东北抗联各军来说，同中共中央中断联系数年的东北党组织和抗联的主要领导人，迫切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能帮助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争取必要的援助。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曾先后过界赴苏，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或者期望通过苏联方面的渠道，转达东北党组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这些活动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939年中苏边境苏日对峙形势的发展，使得东北抗联与苏联达成协同配合的主、客观条件成熟。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负责人冯仲云越界到达苏联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和苏联远东地区有关部门进行磋商。结果，他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回应，表示指定专人负责，在政治、组织、军事上对东北抗联部队给予最大的帮助。

1939年11月末，周保中到达伯力城；12月，赵尚志也到达伯力城。1940年1月至3月下旬，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在伯力召开。它标志着东北抗联的抗日武装斗争即将揭开其历史上新的篇章。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南满党组织没有派代表参加。但是，从会议的主要议题和形成的决议来看，它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实质上都是属于东北地区全局性的。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一）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二）讨论了抗联部队的编制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问题，并根据会议确定的'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将抗联各路军缩编成10个支队：第一路军各部缩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二路军各部缩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三路军各部缩编为第3、第6、第9、第12支队。（三）中共北满与吉东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代表与苏联远东军政当局达成协议：由苏联协助，通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争取恢复抗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东北抗联表示接受苏联某些必要的援助，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保持东北抗联的独立性。会上否定了关于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与中共党组织分开的提案。此外，在伯力会议上，赵尚志调任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

伯力会议结束后，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即返回东北。中共吉东党代表是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副总指挥赵尚志，他们于3月20日到达宝清地区后，立即向第二路军参谋长崔石泉、第7军政治部主任王效明作了简要传达。4月初，第7军召开党代会，传达伯力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将部队缩编为第二路军第2支队，支队长王汝起，政委王效明，副支队长刘雁来。第5、第10军由于部队分散活动，当年未能缩编。1941年2月，第5军缩编为第二路军第5支队，支队长柴世荣，政委季青。第10军始终未能实现缩编，仍以第10军番号照常活动。

4月中旬，中共北满党代表、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返回海伦地区，向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传达伯力会议精神，并决定将活动在龙北地区第三路军的部队缩编为第3、第9支队。第3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第9支队长边凤祥，政委周云峰，参谋长郭铁坚。

接着，冯仲云又到绥棱地区，向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传达了伯力会议精神，并将活动在绥棱地区的第3、第11军各一部缩编为第6支队，支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副支队长高吉贤。最后，冯仲云又赴庆城、铁力等地，向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传达伯力会议精神，并将活动在该地的第3军一部，缩编为第12支队，支队长戴洪宾，政委许亨植（兼）。至此，第三路军按伯力会议精神全部完成了缩编为支队的任务。

第一路军各部远在南满地区，因联系中断，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无法向他们传达会议精神，因此，第一路军仍以方面军番号进行活动。直到1941年3月，始将第一路军第1军第6师金日成所部改编为第一路军第1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安克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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